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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富田事变”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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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职郎


2012-3-18 11:11:33 
富田事变,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军于1930年底在江西富田发动的一次兵变,也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变。

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当年11月1日,由于国民革命军对中央苏区展开围剿,苏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于12月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

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红二十军领导被捕,12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余人被捕,17人被处决。

12月12日上午,红二十军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率领下发动兵变,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下午,红二十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将包括李韶九在内的中共当地政府人员全部逮捕,仅古柏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逃走。

12月13日,红二十军在谢汉昌、刘敌率领下渡过赣江,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并指责肃反是毛泽东的密谋,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逮捕毛泽东。红二十军还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的认可,但段在上海失踪。

12月1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平叛,12月20日,红二十军派人向彭德怀送去一封据称是毛泽东所写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对朱德、彭德怀等进行诬陷。12月21日,彭判断此信系伪造,率红三军团发表声明,支持毛泽东,不久朱德等也加入声明。后陈毅前往红二十军驻地永新进行调解,红二十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实际掌握权力。项英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内部斗争,“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开除党籍,其余人员免予追究。

但是,时王明已夺取了中共领导权,由于红二十军的领导均表示支持失势的李立三,因而在3月28日,王明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

4月17日,主张同红二十军谈判的项英被解除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代之,不久毛泽东又成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成为当时红军最高领导人。4月18日,红二十军兵变领导人在前来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

7月,红二十军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全部处决,仅谢象晃和刘守英两人逃脱。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万多人先后被杀。

由于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负责人是毛泽东,因此该事变长期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直到1980年,在肖克等原红军将领的呼吁下,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方纔指示要重新调查富田事变。

1987年初,胡耀邦被免职,调查工作一度停止。1988年,在杨尚昆的批示下,调查工作重新启动。调查组在1989年初写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要求对富田事件全面平反。不久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此报告遂无下文。

目前,中国共产党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王明应对此运动负主要责任,但是并未直接对富田事变加以平反。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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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18 11:12:01 
李韶九(1904年-1935年),又名李柏成,中国湖南嘉禾县北街人。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富田事变的引发者。

父亲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1],中学未毕业即从军,进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4团,1927年参加北伐,随队往江西南昌,驻南昌市内匡庐中学。是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李韶九被俘,后随共军至广东东江,不久被派往江西安源,史称李「素来卑鄙龌龊」。192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般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1930年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12月3日,毛泽东指示李韶九:「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古柏等人在富阳逮捕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行委代理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周冕等人,将其尽行捆绑禁闭,当晚处于重刑,「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对其妻子则「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2],在严刑拷打后,获其他AB团成员的口供[3]。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17人,后来又处决7人。12月12日红二十军一营政治部主任刘敌等率部队包围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史称「富田事变」。

在富田事变之后,刘敌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4]不久,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李韶九在毛泽东授意下,对红二十军进行报复,审讯的手法更变本加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刘铁超、刘敌、曾炳春、李伯芳等先后被杀,前前后后共有7万多人先后被杀。1931年12月,周恩来在赣南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李韶九进行了处罚,「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5]。1932年6月任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牺牲,死因不明,一说是被陈毅枪毙[6]。

注释
1.↑ 戴向青、罗惠兰着《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2.↑ 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
3.↑ 「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个。」(张朴,《毛泽东是怎样做了斯大林的老师》)
4.↑ 戴向青、罗惠兰着《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10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 《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1932年1月25日
6.↑ 罗英才、石言着《陈毅文学传记之三:探索》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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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18 11:14:40 
张国焘 (1897-1979) 字桤荫,又名特立。江西省吉水县人。1949年后,流落海外。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
张国焘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仅在红二十五军一个军就被杀害数千人,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班以上干部就有500多人。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张国焘等人以种种残酷刑罚杀害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张国焘亲手炮制的鄂豫皖苏区大“肃反”,使整个苏区成了一座“肉坟丘”。

夏曦是王明、博古当政时党内的一个权势人物,是因投靠了米夫、王明而得势的。在执行“左”倾错误肃反政策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
夏曦(1901年8月17日-1936年2月28日),字蔓伯(也作蔓白),曾用名“劳侠”等,中国湖南益阳人。1931年3月,夏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在此期间,夏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行动,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这还不算完,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着名创始人,有着杰出才能的领导人段德昌,还有王炳南(不是后来从事外事工作的那位王炳南)等以及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柳直荀,也是在这一次被杀掉的。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这四次大规模"肃反"使红三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无辜错杀者多达7000多人,加上其他无辜被杀者,总数在1万以上。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毕节涉水过河时因身体疲倦被卷入漩涡而死,一说因杀人过多落水后身边的红军战士都恨透了他,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无人救援而死。夏曦主持“肃反”杀人无数 行军途中落水无人救。

李韶九  红军肃反“名将”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1931年,任国家保卫局江西分局分局长。
李韶九(1903—1935)江西于都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投身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任赣南第九纵队纵队长。1929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二团团长。次年任红六军一纵队政委、中共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长。1932年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在闽西战斗中牺牲。
他从1930年11月--12月的两次抓捕AB团的活动中,曾经一次捕杀280名红军中基层官兵,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他亲自指挥批斗陈毅,甚至矛头一度对准朱德,凡是在攻打长沙退回吉安过程中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相当一部分人都被他杀害。而红七军、八军的负责人李明瑞也是被他杀害的。此人残忍凶悍,唯毛泽东之命是从,是毛泽东早期得力的鹰犬,如果不是早死,以后可能还将为恶甚多。肃反后调任福建军区长(汀)连(城)军分区司令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闽粤赣边区。1935年春,被陈毅给杀掉了,具体执行的不是陈毅。但是,陈毅是组织者,这件事后来毛泽东追问过几次,但是,没有人说出过真相,包括知情的黄克诚、项英等。1958年李韶九被追认为烈士,而被李韶九冤杀的李明瑞直到1982年才获得真正的烈士头衔。李韶九在江西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他把毛泽东吹捧成江西苏区的列宁,陈毅对黄克诚说过:李韶九就是我党的来俊臣,这个人不死,我们连觉也睡不好。

邓发  1930年12月,邓发受中央派遣到福建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随后即在根据地开始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名的“肃反”运动。以肉刑和逼供为先导,唯一的手段就是处决。1985年,为根据地被妄杀者平反时,有名有姓的达6352人。蛟洋暴动的领导人傅柏翠为自保,拥兵反抗,一时成红军干部战士的避难所。这一事件在中共历史上称为“坑口兵变”,与中央根据地的“富田事变”齐名。具体主持“肃反”工作的林一珠,杀人杀得癫狂的当口,也被当成“社会民主党”被整肃而处决。1932年--1934年,在邓发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局长期间,继续进行内部肃反,肃掉了毛的老对头李文林。李文林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中央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与毛长期意见不合,于1932年5月被枪杀。同时造成龚楚叛变投国军,龚楚在1929年左右江起义组建红七军时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龚楚在晚年回忆录中说道:“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杨遇春,江西瑞金人,黄埔生,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长征后,龚楚以国军的身份对留在根据地的项英、陈毅等进行疯狂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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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18 11:15:21 
《黄克诚自述》节录

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旋即将其处死,割下其头颅,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提出“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毛泽东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有史以来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 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Z.F.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 “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1931年1月,第四师政治委员石恒中患病住进后方医院,上级调我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休整部队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名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教练学员如何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为部队培养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等同志都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之后,便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训练队办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我调离第四师而停办。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后,我奉命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时第三师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肃反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

在这次肃反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时,我就不肯盲从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兵暴。在这次兵暴中,受蒋介石驱使,被迫来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开始分化。如果当时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组织抗日联军”等口号和主张。后来,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并未受到重视,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而且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F.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的毛泽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免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他被挂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Z.F.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Z.F.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不起任何作用。起初,毛泽东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挥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他一再受到排斥而无可奈何。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等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其后,毛泽东所填的几首词,与以前几次反 “围剿”时期所填词的意境迥异,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风景这边独好”等词句,颇有点闲情逸致的味道了。

临时中央一批干部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报刊上,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漳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当时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共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大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参加攻打赣州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我本来是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 “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从而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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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18 11:25:41 
韩三洲《如何面对自己人制造的冤案》

  读党史,冤假错案是一个接着一个绵延不断的政治事故。仅中央苏区的“富田事件”,被当做“AB团”被冤杀的无计其数。有学者统计过,中央苏区肃反几年下来,近十万自己人被当作敌人杀掉。此外,鄂豫皖、湘鄂西、陕北肃反、湖西肃托、海南岛整肃,血淋淋地一幕接着一幕,到了文革期间,连国家主席以“叛徒、内奸、工贼”的指控被打翻在地。可以说,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之烈,罄竹难书,六月天酷暑读到这段历史,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面对自己人整肃自己人的冤案,面对严刑拷打的红色恐怖,该如何是好?即便曾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好汉,到了百口莫辩,难以自白的时候,也会有下面三个取向。

  一,经不起严刑拷打的痛苦折磨,按照行刑者预先准备好的口供,自诬是“托派”、“特务”、“内奸”、“AB团”、“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红旗党”等等,甚至还要诬陷别人、编造同党等等。在中央苏区、“湖西肃托”以及延安整风中,这样的范例很多。其结果是,第一,真的被当作敌人杀掉了。第二,即便后来平反了,组织上也不信任你了,党给了你一点苦头吃,你就招供了,如果是敌人对你这样,你不是同样经不起严峻考验吗?有很多经历过“被抢救”经历而招供的人,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时期,才真正得到平反。

  二、认为自己被诬陷,怒火中烧,引发对组织上的审查不满。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刚烈,宁折不弯。如红七军军长李明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是这样的人,自以为老子为革命立了大功,革命反要吃掉自己的儿子,想不通啊想不通,于是乎骂骂咧咧,对党不满,在关键时刻暴露了自己的反动本性,怨党、恨党、骂党,这样仇视党的人,还能留吗?于是乎顺理成章地被杀掉!

  三,拒不承认,也不怨党。不承认对自己的诬陷,但也不表露出对党怨恨的情绪,“虽九死其犹未悔”,如电影《曙光》里那个被诬陷的革命领导人一样,要求把自己用刀砍死或用石头砸死,“为革命节省一颗子弹吧!”多么坦荡,多么豪迈!这样的人如果当时没杀,以后肯定会被重用,因为经得起生死考验了,让党放心了,陕北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都是这样的英雄好汉。话是这样说,但就怕碰上如鄂豫皖肃反时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那样的人,就麻烦大了。他一次抓了49个连级干部审讯,没有一个承认是“改组派”的,“这就证明敌人是顽固不化的”,于是乎后来都被杀掉殆尽,一个不剩。到了这时候,即便是对党再忠勇、再无私,也白搭了。如毛泽东所讲,人头不是韭菜,头被杀掉,是长不出来,所以他要大喊一声:“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所以说,这三种态度,是好是坏,说不准。关键要看时运。如刘少奇当华北局书记,经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让61个党的高级干部自首出狱,伪装洗心革面,跟党决裂,出来后继续跟党走,革命造反不误,甚至还都成了大官,如薄一波、杨献珍等!不过,这种办法,糊弄国民党可以,糊弄共产党可就不行了,无数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就是在明明白白中,被自己人滥杀掉的!如有七大代表在会上控诉的:“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百分之二十。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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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0 23:57:31 
残忍之至啊!搞不懂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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